公安部


公安部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的通知
1999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在公安机关普遍实行警务公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也便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公安工作实施监督，促进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执法，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此，公安部决定，在实行多年的“两公开一监督”等警务公开形式的基础上，依照《人民警察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警务公开的主要内容
公安机关的执法办案和行政管理工作，除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公开的事项外，都要予以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
（一）执法依据和制度、程序
1、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职责和权限；
2、人民警察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3、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原则、执法依据、办案程序、执法制度、工作制度和要求；
4、公安机关受理举报、控告、申诉、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的制度规范。
（二）刑事执法
1、公安机关管辖刑事案件的范围、执法职权、办案程序和立案标准；
2、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3、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义务。
（三）行政执法
1、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范围和职权；
2、办理户口、居民身份证、车辆牌证和机动车驾驶证、边境通行证和出入境证件等有关制度、程序、时限、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投诉方式；
3、治安处罚、交通违章处罚、交通事故处理、消防监督管理中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4、公安机关依法适用公开听证的程序、要求。
（四）警务工作纪律
1、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执法、管理、服务的纪律规范、要求；
2、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举报、控告的途径、方法等。
二、警务公开的形式和办法
（一）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和其他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公布；
（二）在公共场所和对外办公的场所设置公示栏、牌匾，或印发“警务公开手册”等形式公布警务公开的内容，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和职权，宣传有关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三）公安机关基层单位要将群众常办事项所需手续、程序、时限等印成“警民联系卡”、“便民卡”或“明白卡”，还可以通过邮电部门设立电话查询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对外办公的场所，设立电脑触摸屏，方便群众查询和办事；
（四）看守所、收容教育所、治安拘留所、强制戒毒所等监管场所要将被监管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生活卫生管理制度等张榜公布；
（五）通过口头告知的办法，使到公安机关办事的社会各界群众及时了解办事程序和要求，使被传唤对象或犯罪嫌疑人知道依法享有的权利。
三、警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公安部各业务部门和各级公安机关及其各警种、各部门都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业务工作实际，制定警务公开的具体实施办法，于今年十月一日前予以公开。各级公安机关的警务公开工作由本级公安机关的行政首长负责组织实施，行政副职对其分管部门、警种的警务公开工作负分管责任，各警种、各部门警务公开工作由各警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组织实施。各级公安机关及其警种、部门要指定专人对近几年来制定的警务公开规定和制度进行认真清理，按本通知的要求，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目前没有制定这方面制度和规定的单位要抓紧制定，及时公开。
四、警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
各级公安机关要加强对警务公开的监督检查，要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召开新闻发布会或情况通报会，向社会公布、通报警务公开工作、队伍建设、社会治安状况和有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侦破等情况。要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认真受理群众的检举、控告，并将结果及时向群众反馈。要建立警务公开工作群众评议制度，每年一至三次，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及社会各界和群众代表评议警务公开工作。对评议中收集的意见和建议，要责成有关部门研究、整改并限期作出答复。上级公安机关要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警务公开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各级公安机关纪检、监察、督察、政工、法制等职能部门，对警务公开的情况，要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违反警务公开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各地接此通知后，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并不断总结经验，充实警务公开的内容，完善警务公开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报部。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小宪法”诸多亮点如何得到贯彻落实，如何树立其真正的司法权威，如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实施到司法活动中，进而提升公众法治信心，切实规范司法行为，提振司法公信力，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诚然，法律需要解读方能释放其正能量，然而假若缺乏同一性的认同，则会限制制约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次修订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总则，此乃宪法规定外部门法首次对人权的直视，相应的证据制度的修改完善为人权保障提供了路径。为了确保证据制度这一刑诉核心正确发挥作用，真正为人权保障服务，笔者试图以新刑诉视角，重点参考之前《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二者合称“两个《证据规定》”）关于瑕疵证据的相关规定，针对司法实务中瑕疵证据制度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的情况，从厘清瑕疵证据的概念入手，对瑕疵证据进行特征比较，以便于司法实务中能准确适用。

　　（一）、瑕疵证据的提出

　　“瑕疵证据”一词虽早被理论界提及讨论，往往与非法证据混于一体，以致二者纠缠不清，普遍意义上瑕疵证据成为非法证据的另一称谓，或包含于非法证据外延范围内。然而，两个《证据规定》的相继出台，彻底厘清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含混关系，从法律层面赋予瑕疵证据自有含义，使得瑕疵证据能够独立出来，形成证据领域合法证据、瑕疵证据、非法证据三足鼎立局面。

　　众所周知，证据三要素包括证据合法性、证据客观性、证据关联性。以此为基础，从证据合法性角度有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二元划分。所谓合法证据指的是必须具有合法形式，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运用且有合法的来源，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与之相对应的便是非法证据，属于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务中有相当部分所谓“非法证据”的存在，这类证据在合法性上有出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更恰当的概括是存在部分违规行为，正是这些违规污点使得此类证据不能理直气壮的归入合法证据序列，但是一刀切的划入非法证据又显得过分，抑或直接掣肘打击犯罪的效果。

　　在现有国情下，要想真正发挥证据制度规范刑诉活动的目的，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好证据灰色地带的定性划分问题。《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首先将非法证据划分为两类：一类为非法言词证据，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另外一类为非法实物证据，主要指以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取得，并且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无法进行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和书证。非法证据不能自由认定，而是需要经依法确认后，才会导致予以排除的结果。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外延为瑕疵证据独立创造了生存空间。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则首次明确地提出“瑕疵证据”概念。《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对不同种类证据进行了具体规定，以证据资格为标准将不合法证据划分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不合法证据和“通过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的不合法证据，而后者则主要指“收集程序、方式存在某种瑕疵”，也即瑕疵证据。新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部门法高度确立了瑕疵证据制度原则，可见瑕疵证据在立法层面主要是指在收集程序和方式上与现行法规要求不完全吻合的证据。

　　（二）、瑕疵证据的比较特征

　　鉴于我国瑕疵证据的提出确立是以立法为先导的，在瑕疵证据问题上也应注重以现有法律文件为依据，以此辨明瑕疵证据的特殊性，恰当的把握其特征才能做到有区别的适用相应证据制度。在此，笔者先要明确证据能力与证据划分的关系。证据能力属于理论上从证据可采性角度对证据加以划分，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及非法证据则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的分类，二者不是一个维度上的比较，虽然合法证据属于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非法证据则属于无证据能力的证据，瑕疵证据属于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但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在此，笔者试图着重从现有法规即两个《证据规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确立的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二者的比较中凸显出瑕疵证据的特征。

　　1、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

　　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最大的区别在于取证过程能否得到合法性确认。合法证据取证过程合法且能被直白的认定，故自始即具有证据能力，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直接使用，经质证后可径直采用为定案依据。而瑕疵证据即便客观事实上取证过程合法，但因法律事实的模糊性处于属于合法性待定状态，在未经法定途径取得法律确认之前，处于证据能力待定状态，不具有直接的可采性，只有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且成功被法官采信后，才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进而考量能够作为定案依据。在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要素方面，二者差距不大，或者说正因为在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上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才有了瑕疵证据独立存在意义和进行补正获取的价值。

　　2、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可归类到不合法证据，两者虽在取证程序、方法或手段上存在不合法因素，但在违法程度等方面还是有显著差异的。在瑕疵证据通过立法插足证据分类情况下，非法证据外延受到进一步限定，仅指因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以侵犯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得的证据，不再是与“违法”标签的简单对应。二者以违法性程度的轻重为划分，然而这一标准却是极具抽象性，十分难以明确抉择的，故二者的比较是重中之重，毕竟长久以来大家理论上一直把瑕疵证据纳入非法证据范畴加以理解讨论，并未从平等角度对待二者的关系，且其划分在操作中很具挑战性，因而需要着重予以归纳。

　　非法证据可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衡量的基点也是不同的。非法言词证据重在取证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致取证行为之恶远大于所得结果之善，抑或此种行为会导致证据真实性存疑，但更加注重对侵犯之法益与所保护法益的价值比较；非法实物证据侧重于证据真实性，即取证行为的不合法使得无法确定实物证据真实性。比较而言，瑕疵证据倾向于取证行为的轻违法、微危害方面，一般而言属于客观性和关联性正当，合法性有污点的证据，具有证据价值，弃之可惜，食之尴尬，需要一个理顺摆正的途径，以便名正言顺的作为定案依据。具体而言，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

　　（1）、侵犯法益的性质不同。非法证据以刑讯逼供、威逼利诱为主要表现形式，侵犯的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与国际上通行的人权保障精神相违背。瑕疵证据侵犯的则只是是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或程序性权利。从侵犯法益性质以及侵犯严重程度而言，与非法证据相比都只能算是轻微的瑕疵。

　　（2）、法律后果的差异。非法证据中的非法言词证据，侵犯了公民基本人权，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必须直接予以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因为证据客观性的相对稳定性，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排除与否。而瑕疵证据，因其违法性的轻微以及客观价值的存在，则给与相应的补正机会。

　　（3）、社会宽容度和评价不同。不仅因为对人权的践踏，更因为刑讯逼供等行为产生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比如杜培武、佘祥林等案件在现实中的热议，因其了公众极大的不满和恐慌，比较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说不准哪天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而社会公众对这类非法证据，是极度摒弃的，需要坚决予以排除，因为大家要真相，更要真相过程的公正。瑕疵证据因其法定形式限定和证据特性绝对了其不会发展到冤假错案程度，且往往具有极高的客观真实性，正因如此才会得以网开一面，获得与非法证据不同的法律待遇。公众对瑕疵证据的容忍度和评价也会因其事后补救成为合法证据而得以接受。

　　（4）、是否可以转化不同。瑕疵证据中存在的瑕疵，根据可补正原则能够获得重新予以补正的机会，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其转化为合法证据。但这不能适用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不存在转化问题，对于刑讯逼供行为不能留有后路，否则即是自毁长城，纵然犯罪。非法实物证据也无补正可能，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

　　可见，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本质上的区别是侵犯的法益不同，非法证据系取证程序重大违法，且以侵犯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取的证据，如最典型的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即便口供客观真实，但因为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害基本人权，也是不足取的；而瑕疵证据虽然亦系违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但却并非重大违法，尤其是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人权。 类似侦查人员在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上遗漏签名等程序上虽属于不合法，却未有其他侵害后果，可以通过补正恢复其合法性。因而在效力上，非法证据一经查证属实，应从程序上予以排除，且不得经转化恢复或重新取证再生；而瑕疵证据则是处于证据能力待定状态，虽然不能直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但却可以经由补正或合理解释获得一次补正机会，成功则实至名归，失败便彻底排除。但值得注意的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只有运动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法治理念的进步，法学理论和立法技术的进步发展，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内涵也会不断更新改变。

　　通过比较，瑕疵证据在取证行为上不存在明显的严重侵权行为，多是技术层面的违规行为；其侵害的法益多属于下位的且多数情况下并未有实际的法益受损；其在客观性与关联性上可采性价值比较高。此外，瑕疵证据通过补正或合理解释补正后被采用后不会与程序正义发生严格抵触，因为其补正后获得的合法性是有法律依据的，由于其客观性与关联性的价值比较高，更不会有损实体公正，造成冤假错案。正是考虑到瑕疵证据的特性，立法方面往往能够对其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允许通过一定的手段帮助其恢复或者取得应有的证据价值。